温州制造的真实困境0水洗机

温州制造的真实困境

能够制造出全球最具竞争力商品的温州却无法留住赖以生存的利润，这看起来有些奇怪--这个中国制造的勃兴之地在过去20年中已经成为全球最成功的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而现在却有数以百计家工厂弃之而去。

35岁的罗斌终于接到了一单好生意。早上6点他就催促手下的10个工人起床，将装在木箱盒子里的各式各样的铜构件装载到卡车上。“十点半发货”，罗高兴地对工人们说。

作为温州市附近有“中国电器之都”美名的柳市镇的一家铜加工小企业主，罗太渴望有这样的生意了。

但仅仅两个小时后，罗又一次遭到了打击，采购商在8点打来电话，要求维持以往的价格，而且希望能够将货款推迟一个月。罗接完电话，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州以及长三角地带，这样的故事有可能每天都在上演。

“形同割肉，我们深陷其中，却无能为力。”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成文说。华通机电是国内最大的机电产品制造商之一，2007年销售额是36.3亿元，并有接近7000万美元的出口。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断路器对记者说，“10年前的价格甚至比现在的还要高。”这意味着华通机电一年的利润实际远远低于预期。在一次广交会上，他看到一个蜡烛企业推出造型新颖的蜡烛，三颗蜡烛利润就超过3美元，当时他感慨，相比之下，自己还处在利润生死线上。

价格战的恶性循环

尽管如此，罗斌每天还是在工厂呆很长时间，跟手下的工人们一样卖力干活。

这种体制性弱点在眼下的温州商业模式中愈发明显。

对罗斌们来说，观察位于柳市镇中心的正泰、德力西的一举一动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

在罗的眼中，大佬们通常会成为抢食者。每当新一轮集体降价或提价开始，德力西总是逆向而动。“这等于把我们逼迫到火山口上，如果算上经销商的返点，我怀疑这样的价格甚至连保本都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浙江省电器行业协会秘书长胡里本曾试图充当中间的利益仲裁者和调解人。他最后发现这么做是徒劳的--多数企业家相信赚钱是自己的天赋，与他人无关。

这意味着温州制造业正面临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但销售价格却因为恶性竞争而不断下降。事实上不仅在低压电器行业，温州其他代表性行业，如鞋和服装，同样如此。

林友平就是见证者。一年前，他在温州火车站站前以每月4500元的价格租赁下40平方米的店面经营皮鞋生意，这里人潮涌动，应该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但是在春节过后，他发现周围的商家都开始打起折来，多数只有不到6折。在他的周围盘亘着康奈、意尔康、吉尔达、奥康等品牌都在进行集体抛售，一双平时在300元左右的鞋子，通常只卖150元。在超过4000家制鞋企业中，林的这个店面只不过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鱼。“这些更低价格的鞋子很快让我顶不住了。”林说。

不难看出更大的隐忧已经开始出现--以生产中高档鞋为主的珠三角地区的鞋类企业倒闭近千家，倒闭企业的客户开始将订单转至温州鞋企。

“一年比一年艰难。”温州丑鸭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潘跃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他的公司只有一半的货款到。他坦言，“明年可能一半的应收款都不能到位，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中小企业“破产之城”？

对于现在多数温州商人而言，转业破产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这个宝马汽车数量占据全国四分之一、中华香烟每年抽掉7亿的聚金之地，似乎正从“老板之城”变成中小企业“破产之城”。

温州龙湾工业园区，与夜市疯狂倾销的场面相比，白天这里反倒冷清很多，下午不到5点就草草收工了。这里的鞋厂通常计件发放工资，一双30美元的鞋子他们可以赚到五角钱。这里有“中国鞋都”之称，超过60%用于出口，但平均单价通常只有不到5美元。

5年前这里有超过5000家鞋厂，而现在只有不到一半活了下来。而根据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季度中，倒闭转产的制鞋企业超过了70家。

在离龙湾工业园区不远的温州技术开发区内，企业猝死的事件同样时有发生。最极端的案例是，去年10月初，温州华杉服装厂的工人们被通知开紧急会议，声称要突击检查需要歇业整顿3天。3天之后，人们发现这家工厂设备以及物料都奇迹般蒸发了。这家公司的老板吴理勇、吴理武兄弟不见去向。

根据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2007年底，仅乐清和温州开发区就有6家企业因资金链问题而倒闭，涉及的资金高达4亿多元。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趋势悄悄出现，很多利润微薄的企业铤而走险进行地下融资，以缓解资金困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企业眼中，温州民间金融正从“地摊”形态正逐步登堂入室，企业家对之爱恨交加。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涉及民间借贷利率的监测数据表明，这一偏保守的官方数据表明，1月份温州民间借贷月息达到创纪录的11.77‰。“温州民间借贷大部分依靠人际关系，一般只打个借条，借条上甚至连资金借出方的姓名都没有，利率多是只有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甚至有一批专门的金融掮客以此为业。”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合敬说。

破局和重生

或许让外界感到欣慰的是，温州并不担心被外界遗忘，这个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企业破产，也有无数企业绝处逢生。

“转变得并不太晚。”温州新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植平说。白的出生地温州平阳以生产低端编织袋和皮革加工而著称，但白并没有步此后尘，而是一直从事资产投资。

与一般玩家从实业进入金融业投资运作的正常轨迹不同，白长期从事大型基建、地产、酒店业，均收获不菲，当人们掘金股市的时候，他却想到了实业投资。白曾经当过知青、医生，之后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如今他希望把杯中的新天葡萄酒变成国内最有竞争力的葡萄酒生产商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白是孤独的投资者。而仅仅就在去年，白所在的写字楼里一下就冒出来10多家创业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主要涉及矿业、证券、IPO、定向增发等。“这是一个好兆头。”白说。

温州圣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圣雄则是另一个资源型玩家。所创立的圣雄皮革公司是温州数一数二的行业巨头，在全国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以皮革业起家是温州第一批嗅到矿业财富价值的人，在皮革业如日中天之后在矿产领域多有斩获，林先后在山西、内蒙古有众多的矿业投资。

地产是诸多企业的不二之选--报喜鸟(18.60,0.00,0.00%,吧)、庄吉、法派等品牌服装企业以及温州最大的鞋业巨头奥康、红蜻蜓都纷纷涉足其中。温州本土知名经济学者马津龙估计大约70%的企业都涉足房产投资，由于房产最近几年一直是卖方市场，这些企业收益都非常可观。“投机性市场有高收益，但是人们的套利行为最终会把投机性市场的期望收益拉回至一般产品市场相均衡的水平。”

但多元化选择毕竟和制造本身关联不多。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要解决温州制造业的困局，要么颠覆创新，提高制造水平和含量，要么迁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但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还是选择了最温和、最平稳的进化方式：迁徙。陈丽芳是先知先觉者--3年前，她就转卖掉在温州当地的铜丝加工企业的股权，将企业搬往江西鹰潭。而陈的公司业绩正蒸蒸日上，在当地同行业中排名前五名的企业，陈即拥有两家。在她看来，搬迁是早晚的事情--温州在资源、成本等方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竞争力。温州工业用地已经飞涨至二三百万一亩，铜原料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银行贷款非常困难；而鹰潭则是国内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基地，其工业用地成本仅仅只有几万元，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比较之下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她仅仅只考虑了两天就变卖了所持有的股份。

陈破釜沉舟式的决然引来了不少效仿者。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迁徙本身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传统的沿海三角地带，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其产业转移进而正发挥着减缓不断上扬的“中国价格”上行压力的作用，这其中充满了自我调理的意味。“对于沉寂已久的温州来说，这是一次无奈痛苦的被迫转身。”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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